西北大學1973級歷史系歷史專業的同學有一個微信群。2015年3月19日，群里有人發了一則消息：王岐山即將訪美，緝拿外逃貪官。有幾位同學在消息后點了贊，有人則留言說：“老同學又要發力了。”他們說的“老同學”就是王岐山。群成員劉安琴說：“我們都為有王岐山這樣一位同學而感到驕傲。他雖然不在群里，但一有關于他的消息，就會有人分享到群里。”
在五四青年節到來之際，王岐山當年的小伙伴向《環球人物》記者講述了他青年時期的風云際會。
1976年7月16日，西北大學1973級歷史系歷史專業學生畢業留念。后排右六為王岐山。（劉安琴 提供）
知青歲月：能吃苦，有威信
1969年，不到21歲的王岐山到延安插隊。春天剛到，知青們就要學著在地里施肥播種。肥料不是化肥，而是生物肥。“牛糞、驢糞、羊糞都有。每天要趕著驢從村里往山上運兩次糞，每次都要一個多小時。干糞每袋四五十斤，有點水分就重一點，六七十斤。”當時的大隊支書尹治海回憶，趕驢馱糞上山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山路是崎嶇的羊腸小道，一腳踩不穩，就會滑到溝底。大隊長韓志厚擔心知青們干不了這活。但王岐山說：“我們現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員，生產隊的活就是大家的活。”韓志厚聽了，半開玩笑地說：“你娃娃要是真能送了糞，才算得上是康坪村的一員。”
第一天送糞，知青們將糞袋抬到驢背上，驢剛走兩步，糞袋就掉了下來，他們不得不喊住驢，再抬，再趕，再掉……后來王岐山經過觀察發現，要想讓糞袋不掉下來，必須要將糞袋裝瓷實，給驢壓力，還要把糞袋放在驢背的正中間，以保持平衡。下午的時候，男知青們在王岐山的帶領下，已經能順利地送糞了。
知青到來后，康坪大隊副業和集體經濟發展起來，大隊的干部和財務工作受到無端猜忌。王岐山建議財務公開，他與大隊支書尹治海、村會計高志強一起，核查了村里的農業、副業和知青安家費的開支情況，并沒有發現不妥。調查組把各項開支公示，還了生產隊干部一個清白。如今在知青窯洞里，還保存著當年王岐山書寫的調查記錄：“1969年康坪知青安家費每人由公社實發194.00元，共2716.00元。生活費開支1342.19元，醫藥費71.08元，建窯費840.00元……總之，康坪知青安家費收支平衡。”右下角是調查組各成員簽名，日期為1970年9月8日。
當年在康坪大隊插隊的北京知青合影，后排右一為王岐山。
大學時代：愛讀書，有魄力
1971年，陜西省博物館（今西安碑林博物館）從延安的北京知青中招講解員，23歲的王岐山被錄用。和他一批下鄉插隊，又一起被招到博物館的吳永琪告訴《環球人物》記者，他每次半夜起來上廁所，都看到對門的燈還亮著。“有時我就敲敲門說：‘岐山，怎么還不睡呀？’他說：‘我看會書。’有時候他看書看高興了還念出聲來。”吳永琪說，“我們也看書，但我們拼不過他。王岐山在博物館工作期間，李先念曾來參觀。館里的軍代表一擼袖子說：‘這事我來干。’館里的革委會主任就說：‘你還是全面負責保安，李先念同志還是由岐山來接待。’”
1973年，25歲的王岐山考入西北大學歷史系學習，1976年畢業后回到陜西省博物館工作。1976年，“四人幫”倒臺。各地掀起一場小型政治運動——“清理三種人”：追隨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，幫派思想嚴重的人，打砸搶分子。吳永琪回憶，館長袁仲一老先生也被卷入其中，成為被“清理”的對象。“袁先生是知名考古學家，被稱為‘秦俑之父’，沒犯什么錯誤。他跟我說：‘我不想活了，想自己消滅自己。’我當時是館里的團支部書記，正在入黨，也被莫名其妙地安上‘突擊入黨，突擊提干’的罪名。王岐山也被盯上了，但他的心態比我們好，他跟我說：‘你害怕什么呀？！你什么問題都沒有，該吃吃，該喝喝。別人整你，你自己還整自己呀！’我把他這話轉告給袁先生，后來大家都挺過來了。”
1983年，王岐山（右）與同事高文斌在湖北赤壁。
研究生涯：愛思考，有擔當
1979年，31歲的王岐山作為實習研究員，調到近代史所民國史研究室工作。民國史研究室的同事發現，王岐山不僅關心學術，還關心國家的前途，很愛琢磨新現象。“那時候廣東剛剛有人開始做生意，但我們身邊還沒有，有一次王岐山問我，你是愿意每月賺90塊錢端泥飯碗，還是每月賺60塊錢端鐵飯碗呢？我想了半天，沒有回答上來。我心里琢磨，他考慮的問題都很新啊！”曾與王岐山同在民國史研究室的任澤全告訴《環球人物》記者。
80年代初，王岐山從社科院調入國家農業委員會，1982年，國家農委被撤銷，成立了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（以下簡稱農研室）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，兩塊牌子一套人馬，王岐山在農研室聯絡室工作。
在農研室工作期間，王岐山還在事業上幫助過很多同事。曾與王岐山一道被合稱為“四君子”的黃江南告訴《環球人物》記者，王岐山在農研室工作期間經常參加有關農業經濟和改革問題的研討，總能提出意見甚至是核心意見，但文章發表之后，他從來不署自己的名字。“岐山樂于在同伴背后做推手，不和別人爭功。我遇到過一些干部，下屬寫了文章，他不僅要署名，還恨不得把別人的東西說成是他的。兩相對比之下，差距太大了。所以，看岐山的學術貢獻，不能以文獻量作為唯一標準，很多成果有他的思想，卻沒他的署名。”
他一直行走在人間正道
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紀委書記王岐山
我們知道，王岐山的青年時代，經歷了歷史學、經濟學等專業領域，經歷了陜西省博物館、社科院、國家農委等多個部門，“跨界”特點鮮明。但他都能很快進入狀態，不管在哪兒都干得風生水起。日后，他走上更大的舞臺，從防范廣東金融風險、抗擊北京“非典”、籌辦北京奧運會，到應對國際金融危機，再到挑起中紀委大梁，力推反腐倡廉、從嚴治黨的新氣象，也是如此。他之所以有如此的“穿透力”，把個人的情懷交給國家的命運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。他坐得住歷史研究的冷板凳，也能在經濟改革的眾聲喧嘩中探尋方向，還葆有傾聽各方意見的虛懷若谷。他的書本里有國家命運。正是這一點，給了他遠行的底氣和力量。
誠然，今天的王岐山之所以受人關注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反腐和廉潔政治建設不僅深刻影響著中國社會，也牽動著海內外關注的目光。由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，青年王岐山為今天的政治生涯埋下了怎樣的“伏筆”？
嚴于律己是一個答案。作為高干家的女婿，他生活樸素到近乎苛刻；作為局級干部，他身上的“官氣”太過稀薄，以致在干部門診遭到護士的奚落；作為中央工作人員，他拒絕地方官場陋習，讓頂著酒杯跪地的干部灰頭土臉……所有這些，讓人看到了一個青年干部頂天立地的正氣，感受到了權力的謙抑，更感受到了一個“堪當大任”者對民眾發自心底的敬重。這，正是走好從政之路的堅固基石。
“天地有正氣，雜然賦流形。”十八大以來，氣勢如虹的正風反腐，不正是基于對腐敗現象零容忍的邏輯起點嗎？不正是為執政黨乃至整個社會掃除積弊、涵養正氣嗎？從當年嫉惡如仇的“岐山”，到今天人們津津樂道的“老王”，他踩著不變的步伐，一直行走在人間正道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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